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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相馆的故事

2018-12-03 11:17:36 来源:修水报    作者:余模贵

一堆黑白底片,几十卷已冲洗过的彩色胶卷,几台过时的相机,几本泛黄的老相册,安静的躺在我的写字台上。看着它们,我闻到了光阴的味道。 

台灯下,这些旧物显得熟悉、亲切。我把保存20多年的东西,今夜翻出来,想起在家乡县城照相馆工作的日子。 

那时,照相机是稀罕之物。做一个摄影师很受人尊敬。 

走进照相馆的他们,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。全家福、生日照、结婚照、毕业照,每一张照片都有一个故事,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回忆。 

清光绪三十一年(公元1905年)春天的一天,阳光明媚,县城冷家巷非常热闹,有一家叫“千秋鉴”的照相馆开业,这是县城第一家照相馆。上午九时八分,县商会会长揭下照相馆招牌上的红绸,随着鞭炮声,“千秋鉴”照相馆正式营业。 

看热闹的人很多,他们对着玻璃橱窗指着俊男靓女样照:“这不是宁河剧团那个漂亮的女演员吗?”“那不是奉新会馆余老板的细崽吗?”“那应该是南山崖文峰塔吧?”…… 

这天忙坏照相馆的老板幸琴宾,文质彬彬的他,一身崭新得体的长袍马褂,满脸笑容招呼着看热闹的街坊邻舍。 

1956年,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,县城以幸春舫(幸琴宾的儿子)、熊传炎(照相师傅熊胖子)、纪云昌(纪德文的爷爷)等四家私营照相馆,合并为国营“服务社照相部”,我父亲余懋金为服务社私方代表。 

合并仪式上,我父亲作为私方代表讲话,赞扬各位是“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好同志,大家从此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!” 

时光流逝,转眼到1969年1月,修水县公私合营服务社更名为国营修水县饮食服务公司。冷家巷16号的“服务社照相部”被迁到衙前街新建的照相馆,正式更名为“国营东方红照相馆”。 

从1905年的“千秋鉴”到1969年的“国营东方红”照相馆,一直用的木质三角架照相机和座机,上面盖块红布遮光,用手捏皮球控制快门曝光。照相底片是玻璃底片,一寸底二寸底在一张大玻璃底上,用玻璃刀划开。 

上个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初,照相馆有下基层、下厂矿、进学校照相的任务,照相馆师傅要跑遍各个生产队、厂矿和学校,出去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,很辛苦。 

不久,国营东方红照相馆购买了一台120双镜头照相机。从此,师傅们外出或下乡可以不带那么笨重的相机。 

1983年春季,因几位师傅相继退休,我和另外两位女青年被挑选到东方红照相馆当学徒。首先安排我们学习修相片,师傅胡华生故意在黑白底片上用墨弄脏,让我们进行修改,修好了擦,擦掉又修,循环往复。 

1983年8月,我调入广场照相馆工作,那时我才真正开始学习照相。 

记得刚单独拍摄时,有一次成功拍到一个名叫“寒寒”的婴儿,半岁多,胖胖的小男孩,露出天真无暇的笑脸。那时,我觉得是当摄影师最有成就感。 

1984年12月6日下午四点半,师傅李振雷接到一个重要的拍摄任务,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江西省委主要领导到修水视察,李师傅被安排为总书记、省领导和县领导照合影,那时师傅吩咐我给他当助手。 

7日上午,我们扛着12寸外拍机早早地来到政府招待所。记得招待所楼前有8级台阶,师傅让工作人员在第一级台阶前放好21张椅子,他架好相机后,钻进遮光黑布,让我坐在一排中间作为参照物提前对好焦距,调好光圈,准备妥当。 

我看了手表,八点零二分,天气适宜光线理想。总书记整了整笔挺的黑呢大衣,面带微笑,双眼正视前方。我和师傅抓紧时机,我遮住强光快速从暗袋里取出暗盒递给师傅,师傅非常熟练小心地插在相机后面,抽出暗盒盖板,只听师傅高声喊口令:“大家注意,准备照相,一、二、三!”皮球用力一捏,咔嚓,照了第一张,为保险起见,再照一张,顺利完成任务。 

1985年,彩色照相渐渐在过渡和启动。李师傅添置彩色照片放大机,彩照色彩调节靠放大机上滤色片加减色彩,冲洗彩色胶卷用显影罐,洗印彩色照片用自制的显影定影槽。 

1989年,修水饮食服务公司全面推行承包责任制,下属的“东方红”“广场”“松鹤”三个照相馆实行承包,人员自由组合。我来到处于鹦鹉街和冷家巷十字路口的松鹤照相馆工作,照相馆由青年摄影师饶镇生承包。 

那时,修水开始实行第一代居民身份证照片拍摄工作,工作量相当大,我分配到上杭乡进行拍照。在村上拍摄时,照片每人需要收取0.5元,有的家庭困难拿不出钱,就拿鸡蛋来抵,后来,这些鸡蛋被我们自掏腰包买来吃。 

1992年元旦,松鹤照相馆全自动电脑彩扩机正式营业,填补了修水县没有彩扩设备的空白。 

1992年8月,我离开家乡来到浙江省兰溪市工作,从此离开自己熟悉的工作岗位。如今回想,在照相馆工作的这段时光却是我最美好的回忆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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